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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时间:2014-07-24 10:57:59  来源:  作者:
体育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足球领域已经成为体育反腐的急先锋,而其他项目甚至没有觉察到自身的问题。

早报记者 董思韵

随着近日中央巡视组进驻体育总局并将饱受争议的足管中心纳入此次巡视名单之后,有关体育界的反腐问题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话题。针对体育领域内的反腐,在近日召开的全国体育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中央纪委驻总局纪检组组长王庆云表示目前在体育领域之内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还未得到遏制,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实际上,有关如何在体育圈内预防、治理腐败现象的话题并不新鲜。2001年至2002年足坛曾掀起一阵“打黑风暴”,而2009年的“反腐风暴”更是震动全国,一时之间从业者以及大众舆论都在呼吁要建立起有效的反腐机制。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足协执委会委员汪大昭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为什么难?腐败一方面是归责于制度的不够完善,但制度的改变不是光靠体育界能完成的一件事,它在社会上的牵扯面非常广泛,只有在国家出台大政策以及配套政策落实的前提下才能来谈体育领域的制度改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

不合理制度成腐败温床

在全国体育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驻总局纪检组组长王庆云表示想要彻底治理体育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就要认真梳理制度漏洞,把制度的笼子扎紧做实,才能避免更多的人犯错误。的确,如今在体育领域之内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合理的制度,而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以足球界为例,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对足球领域的腐败产生做了一番剖析,“中国足球的腐败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中国足协一直挂着多块牌子行使着多种职能,它是单项体育运动协会,又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运动中心。作为足协,它是一个社会团体、群众团体,所以它是 群 ,但它又是管理中心,行使着行政职能,所以又是事业单位,它里面还有党组织,它还可以搞创收,有企业行为,所以我说它是 党政群事企 五位一体。然后它又是管理机构,有监督职能,管、办、监三位一体。”曾在2001年联合俱乐部掀起打黑风暴序幕的陈培德坦言这样的制度正是导致足球界腐败丑闻屡屡发生的原因,“通俗来讲,足协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是不可能不出现腐败的。”

而这样的状况并不仅存于足球界之内。“在足球界,这两年的矛盾比较激烈,所以人们在普遍讨论足球制度应该怎么改。其实很多其他项目上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觉得自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他一些项目的腐败也和制度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在选择运动员进国家队的问题上,由于在一些项目中,我们的运动员进了国家队就能不用通过预选赛直接进入全运会正赛,这就会催生出一些地方上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暗箱操作的事。还有奖牌加分等策略。当然,这样的项目或许是受制于奥运战略,不过长久下去比赛会失去了公平,观众们也会不感兴趣了。”汪大昭表示。

“管办分离”为何难

面对制度不合理的情况,实际上体育界也早有尽快修正的呼声。有关呼吁足协实行“管办分离”的呼声已经存在了十多年,但想要真正实现却存在着许多实际上的障碍。“制度改起来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难题。像管办分离这样的大举措,根本不是体育界内部就能完成的,它必须要国家的大政策扶持,也要有相关部门的联动。举个例子来说,要办联赛,就要和公安部门打交道,不然比赛就没有安保,但公安部门只认国家体育总局的章,它不认单项协会的章。工商部门也是同理,你联赛需要广告,广告收入要交税,工商部门同样只认有行政权力的机构的章。”汪大昭坦言,“所以要搞管办分离,那是牵一发动全身。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要改变一个制度以此建立起长期有效的防腐败机制,那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谨慎的态度。”

同时,通过制度的改革来达到预防、治理腐败,也只是体育行业反腐蓝图中的一部分。王庆云在全国体育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必须突出体育行业作风建设这个重点。对此,汪大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作风和素质上的建设,的确是反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只要高官们存在着贪欲,即使制度完善了,他们也会找到新的办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提高素质是反腐的重要条件,而这只有依靠教育。只有从孩子开始进行教育,才能将这个问题进行根治。而教育,也是需要时间的。不论是制度上的变革,抑或是教育,这两者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反腐这条路还很漫长。”

赛事审批灰色空间大

除了管办分离,姚明此前在政协座谈会上的呼吁也把赛事审批制度推到风头浪尖。

在今年4月的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姚明就在《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中痛陈赛事审批制度的弊端,建议取消体育竞赛审批,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姚明强调体育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让“权力寻租”有了可乘之机,体育管理部门在赛事审批中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并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寻租”。

姚明称国内赛事审批在各个项目中普遍存在,如企业办个青少年三人篮球赛要篮协审批,地方上办个40人以上的象棋赛需要审批。“过去举办赛事,资源都控制在体育部门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赛事审批对竞赛资源的控制,成为一种部门垄断。赛事审批费收取的标准是什么?谁又来监督赛事审批?这些问题中,体育管理部门 自由裁量权 的空间太大。”对于赛事审批的不合理性,姚明也提出解决方法,“应当让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包括法律界、工商界等,而不是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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